《民国江湖二十年》
光绪二十八年，山海关外的风还带着关内少有的凛冽。江小道出生那年，奉天府下了三场大雪，老辈人说这是瑞雪兆丰年，可谁也没料到，这孩子日后会在绿林道上闯出”鬼拍门”的万儿。
江家本是锦州城里的破落户，祖上出过两个秀才，到江小道父亲这一辈，只剩下一间漏雨的瓦房和半架子线装书。江父是个教私塾的先生，人迂腐得厉害，却也教会了儿子认字读书的本事。江小道十岁那年，父亲得罪了当地一个旗人佐领，被人寻了个由头下了大狱，不出三个月便瘐死在牢里。母亲带着他投奔关外的舅舅，路上遭遇胡子，财物被抢了个精光，母亲受了惊吓，一病不起，没等到铁岭就咽了气。
十二岁的江小道成了孤儿，在铁岭城里流浪了半年，靠给客栈倒尿壶、替人跑腿混口饭吃。那年冬天格外冷，他在城隍庙的后墙根缩着，被一个过路的老人瞧见。老人姓周，人称周瘸子，是走江湖卖艺的，专练一手”金评彩挂”里的挂门功夫——吞剑、吐火、大变活人。周瘸子把江小道领回去，不为别的，只觉得这小子眼神里有股子狠劲，像条饿极了的狼崽子。
“江湖饭不好吃，”周瘸子一边烤着火一边说，”你得学本事，还得学规矩。金皮彩挂，全凭说话；蜂麻燕雀，各走一道。少一样，便不成江湖。”
江小道跟着周瘸子走了三年码头，从天津卫到保定府，从济南府到郑州城。他学了一身杂耍手艺，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看人下菜碟的本事。周瘸子常说，走江湖的不是骗子，是”腥加尖，赛神仙”——七分假里要掺三分真，那三分真才是立身之本。江小道十六岁那年，周瘸子在徐州府表演”大卸八块”时出了岔子，假戏差点做成真，虽然捡回一条命，却再不能登台。老头把积攒下的三十两银子分了十五两给江小道，让他自寻出路。
“你性子太野，”周瘸子临走时说，”我这碗饭养不住你。往北去吧，关外乱，乱世出英雄，也出响马。”
江小道揣着银子回了山海关外。此时的东北，日俄两国虎视眈眈，清廷的龙旗早已遮不住这片黑土地。胡子遍地，保险队横行，有钱的大户筑堡自守，没钱的百姓流离失所。江小道在辽阳城外投了”仁义胡”绺子，大当家的是个山东人，报号”滚地雷”，手下百十来号弟兄，专吃铁路沿线的买卖。
初入绿林，江小道只是个”崽子”，负责放哨探路。他脑子活泛，又识文断字，很快得了大当家的赏识。有一次，”滚地雷”要劫一趟俄国人的军火列车，派出去的三个探子都没回来。江小道主动请缨，扮作逃荒的难民混进车站，摸清了押车的白俄兵力和换岗时间。那一仗打得漂亮，缴获步枪四十余支，子弹两箱。大当家的高兴，赏了他一支汉阳造，还许他自己立个万儿。
“叫啥好？”江小道琢磨了半宿。他想起小时候听老人讲古，说鬼敲门最吓人，因为不知来者是善是恶，是仇是友。自己这副模样，白天看着像老实庄稼汉，夜里动起手来却要人命，正合了”鬼拍门”的意思。从此，辽西绿林道上多了个”鬼拍门”江小道。
光绪三十四年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前后脚驾崩，天下更乱了。”滚地雷”在一次与官军的冲突中被打死，绺子散了伙。江小道带着十几个亲信弟兄另立山头，选了医巫闾山深处的一处险要之地扎营。他不称大当家，让弟兄们喊他”掌柜的”，定下三条规矩：不抢穷苦人，不杀投降的，不糟蹋女人。这三条在当时的绿林道上堪称异类，却也让他聚拢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子。
宣统三年，武昌城头的枪声传到了关外。江小道坐在山神庙的门槛上，听一个留过洋的先生说什么是共和、什么是革命。他没听懂那些大道理，却记住了一句话：这世道要变了，有枪就是草头王。那年冬天，他率部接受了奉天巡防营的招安，编为一个独立营，自己当了管带。说是官军，其实换汤不换药，驻地、人马、地盘都是自己的，只是每月多领几百两银子的饷。
民国元年，江小道已经二十六岁。他在北镇县城置了宅子，娶了当地一个破落旗人家的女儿，过上了半官半匪的日子。白天穿着呢子军装去巡防营点卯，夜里换上便衣带着弟兄们出去做”买卖”。这种两头通吃的活法，在当时的东北并不稀奇，张作霖、冯德麟、马龙潭，哪个不是这么起来的？
江小道真正声名鹊起，是在民国三年。那年日本人对青岛动手，东北也跟着动荡。他奉命剿匪，连破了”四海”“占中原”等几股绺子，缴获的枪械弹药堆满了库房。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发来嘉奖状，授他陆军少校军衔。可江小道心里清楚，这些虚名不如几十条快枪实在。他把嘉奖状的框子挂在堂屋，底下压着的却是各地眼线送来的密报——哪趟火车运的是鸦片，哪个大户藏了金子，哪支军队要换防留下空档。
民国五年，江小道做了团长。他的队伍扩充到两千人，控制着辽西走廊的几处要害。此时他已经很少亲自带队出动，而是坐在县城的公馆里，通过电话和信差指挥各路生意。他的触角伸进了天津的租界、上海的码头，甚至远到海参崴的地下钱庄。有人说他身家百万，有人说他与日本人有来往，还有人说他暗中资助过革命党。对于这些传言，江小道从不辩解，只是偶尔在酒酣耳热时，对心腹弟兄说一句：”咱们这号人，得给自己留几条后路。”
民国七年，江小道三十岁。这年春天，他回了一趟锦州，给父亲和母亲上了坟。坟茔是重修过的，青石墓碑，松木围栏，在乱葬岗里显得格外气派。他在坟前烧了一刀黄纸，洒了三杯酒，站了很久。随行的人不敢打扰，远远地看着团长的背影。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或许是在想那个教他吞剑的老人，或许是在想城隍庙后墙根的寒风，又或许什么都没想，只是发一回呆。
回到县城的当晚，江小道召集了几个老弟兄喝酒。酒过三巡，他说要洗手不干，把团长的位子让给副手，自己去天津做寓公。满座哗然。有人劝，有人求，也有人冷笑。江小道只是摆手，说主意已定，明日便交割印信。
没人知道是什么让他下了这个决心。有人说他是得了重病，有人说他是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还有人说他是在上海认识了某个革命党，被洗了脑。真相随着江小道的离去而湮没。他走后第三年，直奉战争爆发，他当年的部下死的死、降的降，那个独立团番号被取消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
江小道在天津英租界住了下来，买了一栋小楼，娶了一房姨太太，生了一儿一女。他不再过问江湖事，只是偶尔有旧日的弟兄来访，便在书房里关起门来说话。那些访客中，有后来做到师长的，也有沦落为乞丐的，江小道一视同仁，好酒好菜招待，临走时送一笔盘缠。
民国十六年，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。江小道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，看完后烧了，当夜便收拾行李南下。他在南京住了一个月，又去了武汉，最后消失在南昌城的茫茫人海中。此后二十年，再无确切的消息。有人说他在某次清党中被杀，有人说他去了延安，还有人说他在香港开了间贸易行，活到八十多岁才死。
至于”鬼拍门”这个万儿，早在民国十年后就无人提起了。偶尔有说书的先生在茶坊里讲起清末民初的绿林往事，会提到辽西曾有个江团长，手段了得，来无影去无踪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：见面道辛苦，必定是江湖。而江湖是什么？金评彩挂，皮团调柳；蜂麻燕雀，横葛兰荣。少一样，便不成江湖。多一样，也留不住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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